串流平台對台灣編劇的影響

在好萊塢，編劇除了重播費等收入銳減外，串流平台以一季為單位上映的模式也讓編劇的負擔變重，甚至發展出了「編劇迷你屋」的工作型態一要求編劇在極短的時間，寫出一整季劇本的基本設定，以減少人力和時間的成本，聽起來串流平台對好萊塢的編劇有許多負面的影響，那串流平台對台灣編劇的影響又是什麼呢？

東默農認為，串流平台對於台灣編劇的影響是利大於弊的。他說：「OTT平台本身是一個很有效地、很簡單地把臺灣的作品推向不同國家國際的方式。」過去台灣編劇的趨勢是往海外發展，而許多人最常去語言相通的中國闖蕩，但2019年碰上中國的影視寒冬，許多編劇陸續回流台灣，剛好銜接上串流平台的崛起。傳統的電視節目如果想要發展到海外，需要一一地和當地的電視臺洽談，才得以在當地的電視上播映；而串流平台的全球性，使得台灣戲劇更容易地推廣到其他國家。2019年推出的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除了在HBO Asia於全亞洲23個國家首播外，更成功打進日本和美國的串流平台；隔年(2020)在Netflix上線的《誰是被害者》在190個國家播映，在香港、越南、新加坡等地熱門排行榜甚至打入前十名，都可見串流平台對台灣戲劇的正面影響。

東默農提到，美國編劇環境與台灣的相差許多，好萊塢編劇在傳統電視上的薪資是以「計畫」計酬，美國編劇工會的規範也保障了後續重播費的分潤。而串流平台崛起對台灣編劇的優點，好萊塢的編劇也有享受到，但在串流平台上戲劇的點閱數據掌握在平台方手上，導致重播費難以計算，加上串流平台製作的集數通常為傳統電視的集數的一半，使得編劇被聘用的工時數銳減，對編劇的權益產生負面的影響。對他們來說，未來有可能使情況變得更加惡化，若是現在沒有站出來爭取權益的話，以後將會更難發聲，所以會有這次的罷工事件。不一樣的是，台灣的編劇卻沒有相同的待遇。在台灣，編劇費通常是以創作劇本的集數為單位計價，相較於好萊塢編劇擁有每一次傳統電視播映的重播費制度，台灣編劇的作品之著作權通常是由製作單位買斷，在大部分的情況下，台灣編劇只能收到以創作劇本集數為單位的編劇費，無法得到後續的分潤。就現階段來看，串流平台對於美國和台灣編劇帶來的衝擊並不一樣，對於台灣影劇產業來說，串流平台如Netflix、Disneys+等除了購買既有的戲劇版權外，也會投資原創戲劇的拍攝，反而增加了編劇工作的需求。